沙海茫茫、向阳而行，两位老兵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沙海茫茫 向阳而行

——驻疆某部两位老兵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张长文（右）与杨栓和（左）在新老兵交流会现场拥抱。

“当年，我们就是通过这副望远镜搜寻到一个个目标。这根伞绳，是杨栓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近日，在驻疆某部新老兵交流会上，受邀前来的84岁该部原副总工程师张长文，和他曾经的老部下、原测量站五队队长杨栓和，共同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长文、杨栓和先后奔赴大漠戈壁。从在茫茫大漠里修建点号，到前出一线执行任务，他们始终坚守在任务最前沿。“这两个老物件陪了我几十年，现在把它们交给你们了。”交流活动结束时，张长文向老部队捐赠了那副望远镜和那根伞绳，希望年轻官兵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续写荣光。

有个地方叫“向阳”

■驻疆某部原副总工程师  张长文

1961年，我从炮兵技术学院毕业，坐着火车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报到第一天，我领到一把铁锹，受领的第一个任务是建设点号。

春秋沙尘扬，夏天蚊虫咬，冬天风雪吼。点号建设初期，在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点号远，点号遥，点号青菜见不着；点号镐，点号锹，点号吃水扁担挑。”当地井水含碱量大，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官兵们就挖坑积雨水饮用，俗称“涝坝水”。

1962年，驻疆某部官兵割芦苇搭建临时住所。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自己动手烧沥青、拉砂石浇筑楼体，脱土坯、捆芦苇搭建临时住所。

1963年5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营房顺利竣工。一天吃早饭时，旭日东升，阳光洒在崭新的营房上。主持施工的股长张忠元来了灵感，说：“这地方就叫‘向阳’吧！”

“向阳！向阳！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欢呼声中，我们的点号有了自己的名字，这片荒漠从此也多了一个叫“向阳”的地方。

1972年，我和张股长联系地方运来一些树苗，组织大家在沙海种下“希望”。渐渐地，营区修建了道路和篮球场，种植了百余亩小麦和蔬菜，建起了卫生所，营区建设初具规模。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确很苦很难，但也很锻炼人，一代代官兵在这个“苦地方、远地方”磨砺成长。1976年，我调至某测量站任副股长。离开向阳点号时，测地搜索中队中队长孙飞交给我一副望远镜，说我在新岗位用得上。对我来说，这副望远镜就是向阳精神的象征，常常让我想起在向阳点号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岁月，激励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后来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带着它，陪我一次次深入大漠。

1979年，驻疆某部官兵跋涉荒漠执行任务。

1979年的一天，我带队执行搜索任务。我们每人只揣着一个干馒头，因为穿着防护服，不敢吃多喝多。在茫茫沙海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艰难地徒步前行，一点点扩大搜索范围。忽然，一支分队在一处长满骆驼刺的沙丘下发现一个任务目标。这一喜讯鼓舞着大家，在苦苦搜索中陆续回收很多有价值的目标。15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天黑前完成搜索任务。回到营区，我的眼眶留下望远镜的压痕，视力都有些模糊。后来进行复盘，大家都认为能圆满完成任务，靠的是决不放弃的精神和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勇气。

1983年4月，我已是某测量站副站长。那一次，执行某项搜索任务时，人员已提前一天在场区就位，计划第二天展开任务，当天返回。可那晚天气骤变，狂风大作，我们与场区内任务人员失去联络，不仅任务进展情况不清楚，物资也无法投送补充。

第三天风速依旧不减，坐立不安的我直接跑到气象台预报室里等待，傍晚天气稍好后立刻安排直升机起飞，给场区内任务人员空投食品和水。听机组人员讲，场区内的战友们看见直升机来了都没有欢呼的力气，两天断水断粮让他们十分虚弱。

短暂就餐后，任务人员没来得及休息就收到任务开始的通知，立刻展开搜索。直到第四天凌晨，任务分队终于归来。当看到这群步履蹒跚、浑身沙土的战友脸上疲惫的笑容，我们知道任务完成了。我带来的这根伞绳，就是当时参加任务归来的杨栓和交给我的。

退休离开新疆时，我带走了那根伞绳，并特意向单位申请买下那副望远镜留作纪念。今天，我把这两个老物件捐赠给部队，希望同志们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来”，希望老一辈“大漠守望者”不会被忘记，希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1975年，驻疆某部官兵在执行任务。

我的战位在“靶心”

■驻疆某部原测量站五队队长  杨栓和

1976年底，我入伍来到驻疆某部。新训结束后，我满怀好奇走进了测绘搜索连。

进入戈壁大漠之初，漫天黄沙给我心头“蒙”上了阴影。碗里的掺沙饭，杯里的“涝坝水”，都让我难以下咽。然而，看到老兵们吃得那么香，看到大家都能坚持，我也不好意思叫苦叫累，咬咬牙挺了过来。

后来，听战友们说，连队承担着当时国防领域最先进装备的测量搜索任务。我们的岗位，就在最危险的“靶心”，可以说是装备的“质检员”和“回收站”。

“怕吃苦、怕受累、怕死的人，在搜索连是干不下去的。”战友们的话，激起了我的斗志，也让我认识到，能成为一名搜索兵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因此，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觉得苦了，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尽快胜任岗位，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搜索任务。

1978年深秋，执行某项任务时，装备落在一处流沙地带，钻入地下，挖掘和回收困难很大。当我们挖到5米深时，流沙突然将一名战友埋进深坑，情况十分危急。在场的官兵都非常着急，想用铁锹去挖，连长大喊一声：“不能用铁锹挖，小心破坏装备。”他急忙跳到坑里用手去刨，大家也纷纷跳下去，争先恐后地用手刨。半小时后，那名战友得救了，可不少人指甲掉了、手掌破了，却没有人叫一声疼。

1979年，我被任命为代理排长，同年光荣入党。那一年，进行某装备定型试验时，我们奉命在场区搜索装备残骸。当时，由于目标掉进大漠深处危险区，搜索非常困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了兵就不能怕牺牲！”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进入任务区。

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毒面罩，我们几番搜索仍没有发现目标。技术人员考虑到我们体力消耗太大，建议不要再找了，但也流露出惋惜之意。因为如果找到残骸，可以鉴定装备某项性能；如果找不到，损失不可弥补。

“要找，必须找到！”当时，测量站副股长张长文果断下令，重新规划线路，亲自带队进入危险区继续寻找。当我们找到残骸回到宿营地，脱下防护服时发现，皮肤都被汗水泡白了。

1984年夏天，我们奉命在和田地区执行任务。任务地域气候变化无常，不仅是汽车，连骆驼也难以通行。一次测量中，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和一名战士背着钢标、仪器，踏着松软滚烫的黄沙艰难跋涉。完成任务返回时，沙暴突然袭来，顿时天昏地暗。我俩手拉着手与风沙搏斗，终因干渴、饥饿栽倒在沙梁上。我觉得身上的皮肤先是像冒出一层油一样黏腻，后来像树皮一样干皱，舌头干涩得动都动不了。

那时，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就这样，我们爬一会儿晕过去，醒来后接着爬，一直爬了近5公里，终于坚持到营救队员赶到。那50多个小时里，我们与死神进行了一场顽强搏斗，最终拿到测量全部数据，圆满完成任务。

1985年，我获得“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赴京参加颁奖大会。这份荣誉，应当归功于组织的培养，更应当归功于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

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我转业回家照顾父母。离开部队时，我的内心真的非常不舍。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我和战友们参加了50多次搜索回收任务。我只是尽了一名搜索兵的义务，但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

驻守戈壁大漠的部队苦，在大漠深处担负搜索任务的官兵更苦。即使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传统不能丢。老部队成立50周年时，我回来过一次，欣慰地发现老一辈留下来的精神没有变。也许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我们的事业是光荣的，我们的使命是崇高的！

（高浚峰整理）

（本文供图：张建烨、张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