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在反“围剿”中的运用

　　1928年夏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早期无线电人才。无线电战士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还鼓励他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形成了高效、严密、通畅的无线电网络，加上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破译与通信人才队伍，无线电在数次反“围剿”中发挥出色，为红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起到重要作用。

　　侦察、监听敌台

　　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敌军的“一部半电台”，于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了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不过暂时还不能互相通报。一直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电台主要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由于根本没有料到红军能掌握并使用电台，所以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几乎没有保密意识，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时则又用明语，因为敌军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其部队的行踪和部署。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利用缴获来的无线电收报机监听、抄收国民党电台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为与外界沟通的一条便捷途径。朱德和总部其他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有一次毛泽东还称赞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呀！”此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这项工作愈加重视，认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并准备扩充无线电组织。曾任红军报务员的邹毕兆回忆，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建立的每个无线电台，除了通信以外，都兼做收听国民党军队电台报告自己所在地名和报告他是隶属哪个部队的工作，还抄收南京中央社发的新闻。瑞金中革军委和前方总司令部都还有专门的侦察台，获取蒋军的位置。

　　破译敌台电文

　　随着敌军通信保密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各种密码的使用与经常更换，使得红军要获悉敌军的动态就必须破译对方密码。红军手头没有现成的破译经验可循，没有专业的指导，没有破译学教材，更没有先进的解密分析仪器，难度可想而知。于是，破译与反破译的较量成为这场暗战的最大亮点。

　　红军总部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注意搜集敌人的密码本及俘获敌军电台人员，另一方面组织专门的力量从事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一项比较复杂、不易掌握的技术，被称为“读天书”。该工作主要由中革军委二局负责，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因本领突出、工作拼命、热情极高，故被称为“破译三杰”。他们往往先从破译敌人最常用的简语入手，逐渐弄清敌人各部队的番号、驻地和长官姓名，然后再依据敌人的公文格式和明码底本，一字一句地破译，终于掌握了敌人的密码规律。

　　1932年10月首破了敌人“展密”，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口令、信号，乃至内部派系斗争等深层次情况，红军很快都掌握了。到1933年八一节前，已经破译出100个密码，副局长钱壮飞取名为“百美图”，平均两天多破译出一个密码，为此二局还搞了个庆祝会。中革军委在八一节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了奖章，朱德、周恩来亲自到二局颁奖，并在大会上讲话。“破译三杰”都得到了二等或三等红星奖章。

　　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敌人刚使用“猛密”不久，即被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根据截获的敌军情报，红军主力进行设伏，全歼第五十二师，围歼第五十九师大部，俘虏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公审大会上，两人气焰嚣张，认为己方武器精良，对败在红军手下很不服气。这时，曹祥仁愤怒地跳上主席台，附耳将他们通联的密电当场背出。两人目瞪口呆，垂头丧气，俯首认输。

　　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部赶至黄陂时，看到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歼灭的惨状后十分痛心，终日闷闷不乐，有感而发写了四句诗，后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当时，他惟恐这种消极情绪波及部队，没有示人，仅用电报将诗发给了在上海的夫人。红军截获了这封电报，破译后转呈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李默庵一次在西安偶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寒暄之余脱口讲出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说写得不错。李默庵闻知详情后脸色大变，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破的超强能力。

　　确保红军内部通信联络安全顺畅

　　红军内部的无线电通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再从双向到多向，最后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过程。

　　当只有“一部半电台”时，还不能建立相互间的通信，便采取了单向通信的方法，即伍云甫、王诤、曹丹辉等人带一部完整的电台随毛泽东、朱德在前方。曾三、刘寅等人带上那部收报机在后方，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事先约好。前方有电报就架台发报，后方台24小时不间断守听。这样，后方就可以很快得到前方的消息。

　　在缴获公秉藩师那部100瓦大电台以后，他们就在后方进行调试，准备和前方正式通信。第二次反“围剿”五战五捷，红军攻下福建建宁后，于1931年6月2日，后方总部用100瓦电台同在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了联络，彼此发了一份短报。从此，开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

　　曹丹辉在1931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从红军缴获白军的第一部收报机算起，到当天整整一年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通报的对象日益增多，这一情况也表明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当时红军的通信单位有：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红一、三、五军团，粤赣军区，福建军区兼第十二军等，共有电台16部、机报人员80余名。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发展迅速，到后来大体上每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大大便捷了指挥作战。战时同友军进行及时联系，保持了很好的协同，互相配合作战。敌人一进苏区，就如国民党蒋光鼐和蒋鼎文打电报所说：“我们一进苏区找不到一个人，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

　　为了消灭敌人，红军常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作战，这对无线电联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红军内部上下有机联动、情报共享、敌情互通等工作，几乎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红色无线电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中，正是红五军团电台及时收到了红一军团电台发出的全歼枫山埠之敌的捷报，才化被动为主动，掀起了猛烈反攻，将长延庙之敌十四师击溃。